墨海沧桑五十年(《变幻多彩的地球》后记)

为编选这本集子,寻找旧作,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,勾起了许多回忆。时值纪念北平和平解放五十年,电视台多次播出解放军入城式的纪录片;太熟悉了,当年我们北大同学就在欢迎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的镜头中。往事历历,如在昨日,算起来,我开始写科普作品,也恰好五十年了。

在这以前,我已有文章变成铅字印出,不过不是普及科学的,是和平与建设使普及科学成为急需,使我的笔尖转向了科学。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有科普节目,抱着试一试的心情,我写了一篇介绍萤石的稿子投去,很快广播出来了,还来信要我再写,一连十多篇都被采用,大大提高了我写作科普作品的兴趣和信心。还有天津的大公报,这时改名进步日报,新开了一个副刊《进步科学》,我的第一篇介绍地质知识的文章“沧海桑田”,就是在这个副刊上发表的。不过这时可以刊登科普作品的园地实在不多,宣传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任务,我的科普文章只能星星点点出现。

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,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,人们突然发现地质学原来如此重要,地质工作者被誉为工业建设的尖兵,然而当时全国的地质工作者只有几百人,向青少年普及地质科学知识,成为招募新兵扩大地质队伍的突出需要,中国少年报、中国青年报最早拿出版面来介绍,我成了他们经常的作者,但真正大写起来,是195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团中央建议和倡导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以後,中国青年报发信给一些作者,征求意见,我给他们回了信,提出“应当介绍的知识很多,譬如海水为什么是咸的?沙漠中为什么有绿洲?地为什么会震动?……真可以也列出十万个为什么来。”“希望广大的科学工作者,特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们,都能抽出时间来把你们的知识用生动的语言传播给下一代。”想到写十万个为什么,是从伊林一本小册子的书名,和于光远同志一次讲演得到的启示。光远同志在对北京地质学院的青年作报告时,说这?号象一个钩子;钩子能挂住衣服,问题也能钩住知识,抓住问题来学习,学得的知识就不易忘记。我感到很有道理,在写作中常围绕着“为什么”来作文章,感到效果确实不错,主题明确,节省篇幅,特别适合短篇文章的撰写。

这封信被摆在1955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的专版,“我们的文学、美术、科学工作者给孩子们的答复”中发表,编者给加上了个“应该写出‘十万个为什么’来”的标题。这个专版由老作家冰心打头,我那时才二十六岁,如我在信中所说“是刚刚跨进科学大门的青年”,我很感谢那时对青年人的信任与扶持,后来也有幸真的参与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中地质学方面稿件的编写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第三编辑室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,这个出版社还出了我三本书。

一时,为少年儿童写作成为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。这次结集,一部分编在“童年的故事”中,一部分和短篇文章编在一起。不过说实在的,我写的并不理想,我的知识是有一些,构思或者也还可以,但不会编故事,也不熟谙儿童的语言,如果说发表出来孩子们还看得下去的话,那是编辑加工的结果,这些文章中有他们的的劳动,是必须在此说明的。

经济建设成为一时的中心和得到大发展,使社会各方面都愈来愈感到有了解科学知识的必要,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,除了有科学大众这样的科普刊物,人民日报等报纸也或开辟专栏,或办专门的副刊普及科学,科学小品受到报刊的欢迎,而这也正是适合我写作的形式。当时我只能在本职工作及社会工作之余抽时间来写,写科普文章还需要花时间去查阅资料,不要说大部头著作写不出来,写长文章也难,但一个晚上写出一篇千字文还可以。大概是还有读者喜欢看,人民日报让我开设了两个专栏:《大地的秘密》和《山水新话》。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增多了。当时也是年纪轻,真敢写,几年居然发表了几百篇。

报刊的对象广泛,多亏编者提供读者的情况和把握他们的的需要。短些再短些,配合当时的宣传报道精神,是报纸副刊的的共同要求,通常还希望除了科学,能多一点思想情趣,。这逼得我学习使用最少的字数来表达尽可能多的科学内容。为了做到短小精练,我尽量利用了我国古代散文的长处,也许有些脱离日常的口语,但看来一般还能为读者所接受。

不同报纸还有他的特殊要求,当时人们对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特别重视,我的一篇“谁找的矿多”虽是发在实为文艺副刊的八版,却被地质部主办的地质月刊转载在头条的位置。这也提醒了我要更多注意文章的思想性。196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“地球在怎样变”,这回要在五版上发表,更是下了一番功夫,当时也不知怎么有那样大的勇气,居然对居维叶的灾变没有当做反动来批判,反而有所肯定,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报纸本身,也许是头一年哲学干预到自然科学有点过分,连元素周期表、牛顿三大定律都有人批判,因此他们有意发表我这样的文章。又如中国青年报,特别要求尽可能提供新的知识与富于想象力,我是努力为之,1956年8月,在它的科学副刊《原子时代》上发表的“炼石成钢”,介绍了铸石的知识,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了,铸石已在大量生产,但在当时,我们对外界所知太少,文章是在看到外面送给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块样品,并得到在英国研究过工艺岩石学的苏良赫教授帮助,这才写出来的,所以后来甘肃有家想生产铸石的工厂因缺少这方面的知识,找到我这里来了,而学院其实并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,只好请他去大连,那里有一家当时我国仅有的铸石工厂。

当时我是把写这样的科学小品,当做学习提高来对待,每写一篇自己也感到增加了知识并在思想上有新的领悟。我始终以地质学为基础,围绕认识地球这个主体选择我的题材,这对我管理地质学院的教学不仅没有妨害,而且是有帮助的,我的工作要求及时了解新的知识和科学的发展趋势。因此我很幸运,没有受到不务正业或追求名利这类非议,相反还得到许多专家及领导的支持。

但是到1962年冬天以後,各报刊的科学副刊乃至科学小品的版面都收缩了,我发表的文章自然也少了,不过这时由于知道我能写科普作品的人多一点了,我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自然科学小从书的地质分科编委会,并应承写一本《火山奇观》。

而这一切都成为我在文革中的受难的根源,因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在1962年10月宣告下马,我发表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的科学小品,恰好也是在此以后明显减少,这叫做配合三家村进攻和退却。我曾参加自然科学小丛书的筹备工作也作为证据,因为那是吴晗支持的,他请我们吃过饭。这些事都无须多说了,我只想说,我这科学小品,除科学外还讲求一点思想情趣,带来的后果确实百口难辩,因为既然你使所写的科学体现出某种哲理或精神,就无法禁止人去作出种种联想。象1959年8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“名山不在高”,有人说我是在配合彭德怀在庐山进攻,给他打气,这自然是荒谬的,但我在思想上,确是欣赏庐山等名山和松树体现的特立独行精神。不过这还有可能辩白,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根本不知道庐山在开会。但说“珊瑚岛”是在用珊瑚虫影射攻击人民公社,特别是写太阳黑子那几篇,被判定为攻击三面红旗,进而攻击……,就简直说不清了。

今天的青年听来,可谓隔世奇谈,但在当时可不是闹着玩的,我这一案,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推翻。而且在此以後,我失去了当初那种让思想驰骋的笔锋,几乎再也没有写出过这种风格的作品。这次选编,仍是以那个时期的小品为主体,而且尽量保存了原来的面貌。

我是一个弱者,一度是再也不想写什么了,是我的妻子德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尽管她处于比我更艰难的境地,仍然鼓舞我保持信心,为我保存了手录的资料,她从始到终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业。

1973年,从地质部压缩而成的地质总局的书刊编辑室,把我拉进了笔杆子的行列,惭愧的是我没有能达到他们的期望,不过是兢兢业业参与了地质词典的编写,和在1975年与人合作完成了《地震问答》的写作。这《地震问答》赶上了大地震连续发生的时机,创下了发行一百五十多万册的纪录。这本书有可取的实用性与科学性,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,离开我原来写作的笔调很远,但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,在当时的条件下,要不是编辑室的领导提出和支持,根本谈不到编这本书,特别是为了编好和改好这本书,编辑室还创造条件,组织作者到海城、唐山去考察,这在我的科普创作生涯中,是没有过的事,因而其中许多内容是有价值的,这次从我所写的题目中选录了十二问,作为历史的见证。

经过拨乱反正,迎来科学的春天以後,科普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,本应有条件写出些好作品,但我没有做到。事物的发展是不可逆的,我过去写的那些作品,不管是好是坏,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那时我的想法,不管是对是错,都充满着激情,而现在我已缺少激情,变得深沉了。我开始感到科普不仅是普及知识,特别需要用科学来打碎封建主义的桎梏,在1978年中国科学召开的科普创作座谈会上,我以“科普创作要坚持真理讲科学”为题的发言,和随后为《科普创作》杂志试刊写的“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”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。此后我用了较多的时间在科普创作的探讨,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写得少了,而且在变得拘谨,缺少青春的活力,虽然心中的余悸已逐渐减轻,但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还在起作用。

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,1980年有机会随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在美国的参观访问,引起了新的思索,深感竺可桢早在三十年代提出的,科学的发展需要有它的土壤和空气,这就是社会上要有科学精神,非常重要;很赞成他的看法:“近三十年来,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,以为有物质科学,就有百废俱兴,可以救国了,其实这亦正同‘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’一样的错误。”因此更致力于把科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来普及,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,但大多未遂。难得志趣相同的赵之同志,在主持科技日报副刊部的时候,发起了科学注入我们的的文化的讨论,但看来中国传统中排斥科学的成分根深蒂固,个人微薄的努力实收效甚微,无非是尽其绵薄之力而已。

1980-1981年间,人民日报又给我以篇幅开设“科学漫笔”专栏,此后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大多是这类性质,还有一些海外观感,总共在百篇以上,因与这次编选要求的范围不符,仅选录三篇在争鸣与杂感中,略存其意。

在八十年代及其后,参与了《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》《黄河文化》等大型著作的编写,在我所写的章节中,有关黄河地质环境的内容,过去少有介绍,或许为更多的读者所需要,为此摘录组合成篇,收入本集。在我写的文章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为文化层次高的的读者而写,也是一种科普,但与习惯上的科普作品不同,为照顾全书一致,仅收录了《漫话沧桑》《地球在怎样变》《地质学要为农业服务》《关于中国贫油论》四篇以见一斑。

我每每自嘲,大道以歧路亡羊,学者以多方丧生,我就是如此,五十年岁月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保存的产品,不过这些文章也许还能反映这些年代一个科普作者所作的努力,和他走过的道路,因此这次选编时,按编纂要求,基本上未作改动,尽管有些作品明显地存在着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东西。“文革”中批判我攻击三面红旗,其实我当时恰是对这里面的问题认识不清,我真正的错误是在错误成为潮流时我还去推波助澜,盲目地歌颂;当时真的以为人民公社有那么好,集体的人可以胜天,许多文章为配合当时的形势,总是要加上这些言词,给文章穿靴戴帽,甚至学着用豪言壮语作为文章的结束;不少文章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,看待历史和国外的事物都存在着片面性。我相信今天的读者有能力去鉴别其中的是非,并从中得到历史的借鉴。

《变幻多彩的地球》,湖南教育出版社,1999年,长沙第一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