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怎样学的语文

陶世龙


初小的语文是在家中学的。因为那时我家住在县城南郊的一个山沟里,进城上学得翻一道山,走一个多小时,对几岁的孩子来说不相宜。正好我祖母的哥哥,一个没赶上科举又没进学堂的失意文人,长年住在我家,便请他给我启蒙,不过并非从三字经或四书开始,而是学的叶绍钧和沈百英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。这时我差两个月满五岁。

由于在这以前,我已从认带有图像的方字块,结合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“赵钱孙李,周吴郑王”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这类背诵,识得了几百个字。(当时对背诵的这些词句不解其意,只觉得念起来很顺口,有时把词改一改,如改为赵钱孙李,狗吃生米;周吴郑王,狗吃黄糖;冯陈朱卫,狗扯棉絮(四川话发音为SUI)就更觉得有趣好记)小学课本学得很快,一年学了三本。从春到秋上课九个月后,开始作文,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“菊花”。我家说是要保持陶家爱菊的传统,花园里培植了许多菊花,这篇作文是看了这些菊花后写的,只写了作文本不到一页,但大人们都很高兴。作文寄给我在外面上学的父亲和叔父,他们寄回新书作为奖励。从此,每有新的作文就给他们寄去,不断得到新书,巴不得多作几次文了。

我家虽是源出封建士大夫家族,但并不守旧,赞成新文化,舅公教不了新学,因此在家学了一年后,请了县城的小学语文老师,也是我祖父的朋友程子颜先生,每周来家三次,教我继续读小学的语文课本。很快这商务印书馆的初小语文课本学完了,买了些别家的课本来看,程先生觉得这不是个办法,最后找到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活页文选,每次教一篇。

这儿童活页文选我觉得选得很好,都是新文学名家的作品,也有古典的白话文名著;不是全篇而是选出其中精彩的段落,加上一个标题,每篇最多只有几百字。象从朱自清的“荷塘月色”中选出几段,题名为“荷塘夜游”;从“儒林外史”选出记述王冕学画的文字,成为一篇“何不画他几枝”。很快我就喜欢起朱自清、徐志摩、冰心、郭沫若、孙福熙、朱光潜和吴敬梓这些人的文章。鲁迅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陶行知的文章,也选得有,但是到大一点后才渐渐理解其深意。

读了一些片段感到不过瘾,于是去找原著,上海万象书局出版的名家选集,正合我的要求,使我接触到更多的新文学著作。《回春之曲》《桂公塘》都看得使我掉泪,不过对郁达夫则不喜欢。应该说明的是,这些都是上初中以後的事。

不记得程老师讲过什么段落大意或主题思想,但对他要求我把字认清,把词的意思弄明白,而且都要求牢牢记住,印象特别深刻。大人还教会了我查词典。

背诵和默写是每堂必做的功课,讲课时老师大声朗读,抑扬顿挫,情感投入,我也跟着念,课后自己还念,虽然念这白话文总觉得不如念唐诗来劲,但念着郭沫若“夕阳烧红了海上的天壁”,朱自清的;“沿着荷塘是一条小小的煤屑路,白天很少人走,夜晚更加寂寞。”仍感到有意思。在那时,都讲究朗读,家中经常有孩子朗朗的读书声,被认为是家庭兴旺祥和的标志。

上课开始,先默写前一次教的课文,错一字扣一分,落一字也扣一分。经常是得到八十几分,没得过一百分。我觉得那白话文不好背,要是文言,也许有得百分的时候。

就这样经过了三年多的训练,我进入了高小、初中、高中,老师再没有这样要求了,但背诵和查词典已成为习惯,学了古文,自己背。

初中语文课本是老师油印的选本,白话文多,但讲的少,让你自己去看,实际上逐渐变成文言文为主。老师并不讲很多,但要求多读,说是读多了自然能明白,对字和词的意思,要上下文连贯起来才能正确理解。学习效果的检查集中在作文上,不记得考过什么问答题,一般作文的分数就是语文课的分数,平时作文的分数也累计进去。因此当时的学生多数喜欢平时多作几次文,平时作文好,考试就一点也不紧张。但老师大概不这样想,修改作文的工作量是不小的,判分数,写评语,改错别字都马虎不得,譬如有错字没看出来,告上去了,不仅丢脸,连饭碗也可能成问题。

对作文,老师说文无定法,街上卖的《作文百日通》之类千万不要信,要会作文得自己下功夫,没有捷径。没有标准答案,学生作了翻案文章,只要言之成理,老师还给加分。

在初中,从明清小品文开始,到唐宋八大家;进入高中,短小的散文减少了,变成以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、史记为主。诗经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要讲一点,长篇大赋四六骈体都不沾,这与四川当时的文风讲求朴实,主张文以载道,学语文也为经世致用有关。(奇怪的是对论语孟子选一点但很少,大概是老师对孔孟之道不大以为然,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,显然四书不如庄子)这对我,不仅是写文章,在其他方面都产生了影响。我这一辈子总是自己使自己轻松不起来,就有这语文课对性格的影响。

高考的指挥棒在那时也有作用,不过没有今天这样大,因为各校各有各的考题。四川大学一向以作文题的古板艰深闻名。我毕业前一年川大的考题是“「大学之法,禁与未发之未预,当其可之谓时,不陵节而施之谓孙,相观而善之谓摩」说”。考题是不断句的,不少考生连句也断不了,更不用说作文。这考题是《礼记·学记》中的一段话,事后成都各中学都赶快将它选入教材,我们学校也不例外,因为川大是录取成都高中毕业生最多的大学。

北大是新文化的发祥地,不出这类老古董的考题,1948年招生考试的作文题是“我最崇敬的一个人”,我写的是我的祖父,全是自己内心的感受,很快就写出交了卷。当时各大学考题的风格考生们都是事先研究过的,我考大学的第一目标是北大,似乎不必去啃那些陈谷子烂芝麻,但我还是仔细听了老师讲学记,而且置之座右,因为我感到这里面有好多中国的教育经验。

除了课堂上学语文,十一岁时家中说我年纪太小,还是按当时中学招生的惯例,十二岁时再去上,这一年不用上学,但也没有闲着,每天自己走到樊孝达老师那里去学古文,找邹恩溥老师学数学。学多学少没有规定,比正式上学轻松,不过要求我在一年中读完《资治通鉴》,是祖传的木刻本,三百本,差不多一天得读一本。开头看起来似懂非懂,但硬着头皮看下去,倒也渐渐感到兴趣,不过仍有许多地方不大明白,上高中又挑着看了不少,这回是津津有味,作为历史故事来欣赏了。

那时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课外作业,看书占去了我课外的大部分时间。初中时看了许多武侠小说,别的小说能得到的,管它好歹,都看。但看多了也就感到没劲,还是法布尔的保罗大叔,斯文海定的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这些书有意思。杂志报纸都不少看,还认真读了叶圣陶的《文心》,喜欢上顾均正、贾祖璋、董纯才、高士其、刘熏宇、索非这些人的科普作品,并开始懂得了原来鲁迅最高明。

我的语文就是这样学的,写文章成为我的一种乐趣,在高中时,老师不布置作文了,但学校鼓励大家办壁报,还组织竞赛。我和几个同学也办了一张,把文章发表到墙上,贴出去后站在远处眺望,见到看的人多,心中高兴;没有人看,检讨为什么失败。一般这失败不在文字而在内容,我越来越认识到这文字不过是用来表达某种实在内容的工具,我自己也喜欢有实在内容的文章,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是没有出息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小说越来越少看,觉得那不过是编造出来供消遣的东西,到后来更感到不少小说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在那里哄人,真要以为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就象小说中写的那样就上当了。于是我对当反映现实的新闻记者有了兴趣,羡慕邹韬奋的成功,高中三年级开学前,赶上政治大学新闻系来成都招生,真的去报考了,而且被录取,但我的父亲不愿我重复他陷入政治泥潭的困扰,要我学习自然科学,我也热爱自然,这才在第二年毕业后入了地质学之门。但这语文并没有白学,老师教给我的严谨务实的文风和准确简洁的文字表达能力,对学习科学,认识和正确表现自然,都很有用,使我一生受用不尽。

1999年3月30日 上午10时10分


回主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