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所知道的费巩

陶元珍


日前在报上看见闻一多氏遇刺的消息,不禁联想到费巩。费氏从去年失踪到现在,已经一年多,始终没有下落,八成被害死了。闻氏于光天化日之下,在街头被打死,简直是被明杀,倒还死得轰轰烈烈的。费氏果真被害,那准是遭暗杀,使得他顶着失踪人的头衔,生死不明,家属连丧也不能发,较被明杀凄惨多了。(左图,费巩先生,1934年在浙江大学)

笔者和费氏认识,始在三十二年秋天。当笔者刚刚到遵义浙大不久,第一次参加宴会,主人萧氏兄弟也在浙大教书,和他及笔者都有世谊。经过主人介绍,笔者问知他是江苏吴江人,便再问他:“吴江有位袁世凯的亲戚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费先生,是一家吗?”他说:“是我的先君。”笔者这才晓得他是费树巍的儿子。再瞧他举止雍容,头童发疏,颇有学者的风度,心想名父之子,果然不凡,不觉肃然起敬。因系初次见面,他在席间又很缄默,终席并未多谈。但他留给笔者的印象是极深的。

    以后,笔者又和他同过几次席,谈来甚为投契。更从浙大其他同人处,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事。如像他兼训导长时亲自督饬校工给学生烫床上的臭虫啊,捐薪水给学生试造新式植物油灯啊,教育部规定做训导长的必需入党他便辞去训导长不做啊。笔者觉得他的确是一个肯负责有操守的人,他之不做训导长实在是浙大的损失啊。

    他辞去训导长之后,浙大学生对他格外敬重。浙大关于导师导生的分配,并不全由学校作主,原则上尽管由学校指定某些学生为某先生的导生,而某些学生也可自行选择他们所要的导师。不知怎样,浙大在三十二年度分配导生时,一个导生也没有分配给他。但学生自愿请他指导的却不在少数。所以他名下的导生,仍较其他同人为多。可见青年毕竟是有良心的。

    他早年在复旦大学学政治,毕业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研究。归国后一直在浙大教书,著有《比较宪法》一书,由世界书局出版。浙大没有法学院,他是唯一的政治学专家。三十三年三月某日,浙大奉命举行宪草座谈会,目的在发挥五五宪草的精义,亦即是颂扬五五宪草的好处。座谈会在是日下午举行,恰好笔者亦於同时在寓所举行茶会(事先发帖,并不知要举行座谈会),午前代行校务的文学院长梅光迪氏及训导长郭斌酥氏,都亲自到笔者寓所申明届时因公不能赴约的歉意。笔者以为此次座谈会一定是请费氏主讲,恐他也不能来了。那知茶会刚开始,他便悠然走到。他说:“宪草座谈会本要请我主讲的,我把自己要讲的话先向梅院长略说一番,梅公吓得发抖,不敢请我讲了。我想还是到你这里吃茶点的好。”他一面吃茶点,一面提起他近来做了一篇文章,交给《思想与时代》发表。《思想与时代》的编者郭训导长,一看即便退还给他。他很慨叹辛苦做成的文章无处登载。笔者顺手把舜生先生寄来的《民宪》稿约递给他看说:“大作就在《民宪》发表何如?”他说:“;别忙,待我先寄给张志让主编的《宪政月刊》试试看,改天我再到你这里细谈吧。”少顷,他起身告辞,茶会也散了。

    碰巧,王造时氏路过遵义到重庆去,他赶到新城车站(遵义有两个城,一名老城,为住宅区,一名新城,为商业区,川黔公路由新城通过,车站在新城北边。费氏住在老城,离车站有几里路远。)与王氏相晤,把文章托王氏带给张志让氏。随后,他得到张氏的回信,里面只有两张白纸,一个字也没有。另外接得复旦某教授来信说:“张季龙先生(张志让字季龙,时任复旦法学院长。)托我告诉你,你的文章被没收了。”他深为愤慨,跑到笔者寓所道及前情,因对笔者说:“我在复旦读书,便超出复旦之外,我和程中行先生,那时都加入国家主义青年团,曾与程氏一道去看过左舜生先生,也许他忘怀了,我不久休假到重庆,还要去看左先生。程中行先生,自进了国民党,屡次劝我仿效他,他曾写信给我,请我也入党,我是不愿参加任何党派,我是决不从他的。我这篇文章原稿在这里,你看,有何不能发表呢?”。

    笔者接过他的文章看了一遍,原来是主张中国仿行英国式的政党政治的。这在专攻政治学又曾到英国留学的他,实是言其所学,决没有危险性。不知此文何以如此命苦,竟碰了两次壁。当即对他说:“请你找人誊清一份送给我,我暑假回家,路过重庆时替你面交左先生,我想《民宪》一定可以发表的。”他说:“我此文发表后,也许于我不利吧。”我说:“这倒不必过虑,政府对在大学教书的人是较为客气的。”

    过几天,他命人将清稿送来,笔者临行,他又约笔者到新城丁字口大众食堂吃晚饭。及经重庆,笔者将他的文章亲交左先生。左先生允即发表。暑假在家接着新到的《民宪》,他此文果然登出来了。后一期又登有他一篇介绍英国政党政治的文章,是他直接寄给左先生的。暑假期满,笔者回到遵义,在由车站到老城寓所的途中,便碰见他。他就两手举起,表示欢迎之意。笔者连忙跳下人力车同他谈话。他说:“王驾吾(名焕镳,时任浙大中文系教授。)请我今晚在他家过中秋节,他知道你回来了,一定要请你的,我们在驾吾家里再会吧。”说罢分手而去。笔者回到寓所,将行李匆匆放下,还未布置就绪,王氏便派人来请。到了王家,同人在席间谈到军事失利,都很忧愁而得到政治必需改善的结论。他微笑说:“我的文章发表出来了,却并没事,恐怕政治已略为改善了吧。”而前方战况,一天恶劣一天。到十二月初,浙大便决定迁到四川与武大合,笔者是四川人,自然先走。走前在出纳组支钱遇见他。他因料理新故同人黄翼氏(浙大教育系教授,中国唯一完形心理学专家)的善后事宜,不能就走,对笔者说:“你先走,我随后就来,我们在四川会吧。”笔者回到川北某县家中,适值战局好转,浙大停迁,催笔者返校。笔者懒得再去,便留在家里休息。稍后,他也休假到了重庆,(他本应於三十二年休假,因浙大苦留,多教了三个学期。)他果到四川来了,同笔者却并没有会着。谁又料到在浙大出纳组碰见他,是最后一次相晤呢!

    去年在报上看见他失踪的消息,心里非常难过,曾写信给左先生,请其就近设法营救。左先生自他失踪,即尽力营救过,真如大海捞针,毫无着落。现在事隔一年多,他究竟是死是活,正似一个未解的谜。而令笔者最纳闷的,是他在民宪上发表的两篇文章,言论并不偏激,怎竟使他得到这样的不幸呢?真令人有余欲无言之叹。

三五、七、二八、


[附]浙江大学百年发展史对费巩先生的介绍

费 巩 (1905—1945) 
    原名福熊,字香曾、寒铁,江苏吴江人。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。1926年6月,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。1928年赴法,1929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。“九一八”后,改名费巩,回国任《北平日报》社评委员。1932年,回复旦大学任教。1933年秋,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,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,并兼注册课主任。1940年8月,出任训导长,受到教师和学生的爱戴。1944年2月起,接连发表文章,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,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。还多次公开演讲,申明政治主张。
    1945年3月,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,后被杀害。
    解放后,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费巩失踪案件的调查,也非常关怀费巩的家属。1950年,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派员到费家慰问,并带来周总理的问候和总理亲自批示的优抚金。
    1978年9月5日,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。


浙江大学百年发展史/人物篇(一) (网络版)主    编: 姚恩瑜执行主编: 洪保平,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3月 第1版,历史照片由浙江大学档案馆提供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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