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柳村>>陶元珍文集


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和张居正

陶元珍

1938

一、第三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性

日本的大陆政策虽定於明治时,但日本向亚洲大陆的发展则远在千数百年之前已经开始,而朝鲜半岛东南伸出无异是一道栈桥。在我国魏晋之际,日本已置行府於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,命将镇守。到陈文帝时,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毁灭了,日本还继续扶助百济与新罗为敌。直到唐高宗龙朔三年(六六三)中日第一次发生战争。我军歼毁日本水军於白江口以后,日本的势力才退,出朝鲜半岛。

从此有九百多年日本不敢进窥大陆,中间经过第二次中日战争,即元师征讨日本之役,日本虽然战胜,却只有防守的能力,并不敢趁势向大陆发展。至於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,只是日本一些流浪分子,他们的劫掠并不能够代表日本国家的行动。到明神宗时,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讨服全国群雄之后,才又发生灭韩侵明合三国为一的迷梦,於神宗万历二十年(一五九二)出兵朝鲜,攻下朝鲜的京城,占据朝鲜领土的大部。朝鲜国王始奔平壤,次奔义州,继奔爱州,日本的兵力快要达到中韩界水的鸭绿江,朝鲜差不多就要灭亡了。朝鲜久为中国的藩属,唇亡齿寒,明廷岂能坐视?於是出兵援助朝鲜,与日本发生第三次的战争。

第三次中日战争,始於万历二十六年(一五九八),经过七年之久,双方互有胜负,结果因丰臣秀吉的病亡,日军全部退走,朝鲜遂恢复固有的领土,中国总算达到援助藩属的目的。第三次中日战争我方虽未能若第一次中日战争的获得全胜,其重要性并不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之下。就消极方面说,日本又经历了三百多年才再向大陆发展。就积极方面说,中国的援助朝鲜,使朝鲜对中国发生极端的好感,这种好感增加了朝鲜对中国的向心力。朝鲜在收复失地以后,特於京城增辟一道城门,取名感恩,专供明使出入,即此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朝鲜君民对中国的感激了。经过第四次中日战争,朝鲜算是整个地沦於日本控制之下,日俄战争后,日本便实行将朝鲜吞并。近年来,一部份朝鲜人受日本的挑拨,间或有排华的举动,但我们敢断定那不是出於他们的本心,而且排华的朝鲜人不过占全部朝鲜人的极少数,大多数朝鲜人内心里面还是倾向中国的。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朝鲜能脱离日本的羁绊为中国的与国。

二、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

孔子说:“足食足兵”。孙子说:“兴师十万,日费千金。”第三次中日战争我方究竟用了多少战费呢?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疏里面有以下一段纪载:

年来意外之警,不时之需,皆因事旋加,旧额未有。如宁夏用兵甫数阅月,约费饷银一百八十七万八千馀两。朝鲜用兵首尾七年,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馀两,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馀两。平播之师未及期年,约费饷银一百二十一六千馀两,连川中凑办共约二百三千馀两。(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四)

平甯夏兵变,援朝鲜,平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,称为万历三大征,而援朝鲜之役历时最久,用费最多。七年中用去约八百万两的战费,在当时不能不算是很大的一笔临时支出了。这笔战费从何筹得呢?原来大部取诸太仆寺存银,不仅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,就是平甯夏平播州两役的用费,也大部是取诸太仆寺的。皇明经世文编编者在前引王德完疏中所加批语说:

是时府库充盈,三大征之费皆取给于冏寺。

冏寺即指太仆寺。周孔教明职掌以重军国大计疏说:

自嘉隆至今,老库马价,所积几至千两,及后各部率意借讨,遂至滥觞。始曰不得援以为例,后卒以为例,始犹兵部支请为例,自后各部亦借请为例,始借犹曰勒限补还,及后竟不补还,日减一日,岁削一岁,以故累年千万之积殆尽,今仅存二百有奇耳。(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一)

编者批语说:

万中三大征率借冏金,故空乏乃尔。

冏金即指太仆寺存银。又朱国桢涌幢小品说:

太仆寺马价,隆庆年间积一千馀万,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,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,而零星宴赏不与焉。(卷上)

以上所引都是万历三大征用费大部取给于太仆寺的证据。万历三大征中,援朝鲜之役用费最钜,支用太仆寺存银,比较平甯夏之役或平播州之役,当然要多得多。

三、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和张居正

明代太仆寺存银,是存着预备买马的银两个,有事时发银添购马匹以应军需,无事时将一部分马匹变价存库以减少马的倒毙及草料的消耗,所以称马价钱。太仆寺存银归太仆寺专管,其出纳不受户部支配,借与户部或其他衙门以充兵饷或别用,原是一种变通的办法。

明代太仆寺存银,并不始於张居正,而太仆寺存银的积成钜额,则不能不说张居正有很大的功劳。明史张居正传说:

互市饶马,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,太仆金亦积四百馀万。

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称居正

力筹富国,太仓粟可支十年,冏寺积金百馀万。

原来明自穆宗隆庆五年准许鞑靼酋长俺答等入贡通市以后,西北边患稍纾,马的需要较减,而每年互市换得鞑靼许多马匹,马的供给又较前增加,太仆寺自无牧养多数种马的必要。准许俺答通贡市,是高拱张居正共同主持力排众议办成的,而居正的减少太仆寺种马,实是很合理的办法。

当张居正在时,太仆寺银已积存到四百馀万两之多,而太仆寺每年又有经常的牧地收入,所以在居正死后十年即第三次中日战争发动之时,太仆寺存银已达一千万两。挪太仆寺存银作兵饷,虽不是妥善的办法,但有太仆寺银可挪用,当时战费的困难总算解决了。

万历中三大征役把太仆寺存银几乎用空,神宗不惟不於事后陆续拨款填补,反将剩下的一点零星浪费,真可谓不知道巩固邦本了。涌幢小品在“而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”下接着说:

至四十二年,老库仅存八万。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两,随收随放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,且有边功不时之赏。其空虚乃尔,真可寒心!

太仆寺存银只剩八万多两了,而太仆寺每年的收入又随收随放没有馀存,这成什麽光景?万历四十二年下距清太祖称号,不过二年。清太祖於万历四十四年建号后,随於四十六年兴兵犯边,攻克抚顺。明廷手忙脚乱,当前的困难,便是兵饷不敷,要想再挪借太仆寺银,而太仆寺已没有存银了。於是当年便加派田赋,每亩增银三厘五毫,次年又每亩增三厘五毫,四十八年每亩又增二厘,於是每亩加派九厘,成为定例。此项加派,当时称作辽饷。辽饷的加派生已经使民不聊生,嗣后又添剿饷练饷,明朝也就因此而亡於流寇,使清人乘机入主。

王启茂谒张文忠公祠诗说:

恩怨尽时方论定,边疆危日见才难。

第三次中日战争时,离张居正之死还不甚久,明廷上下享受他的馀荫,却不追念他。到天崇两朝,外患日亟,一般人才想到他的好处,但是国事已败坏不可收拾,张居正复生,也很难挽回危运了。

原载 国论重庆版第七号, 二十七,十一,十五,(1938.11.15)小温泉


五柳村海外版||五柳村国外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