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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

陶元珍

原载1945年8月25 日重庆出版的〈民宪〉2卷3期13页

 英人威尔斯(H.G.Wells )撰预言小说数种,所料多奇中,以此为世所称,盖据事理推测,非有神术。昔梁任公先生於清光绪二十八年(一九○二)亦曾撰新中国未来记小说,预言其后六十年中事,虽仅撰成数回,而所期必者固多成事实。世乃鲜注意之,何任公之不幸也!

未来记预言之已验者。一为民国成立,一为南京建都,一为俄国革命,一为匈牙利独立。其转瞬即将完全实现者则为菲律宾之独立。而未来记谓一九六二年值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纪念,尤饶兴味,是年非适为民国五十一年乎(未来记中之民国成立,在维新开始之后,一蹴而致共和,任公所不料,实际之民国成立,可即视为未来记中之维新开始。)

预言之不验者。一为光绪帝还政於民,并被推为第一任大统领。(未来记中之罗在田,即光绪帝。罗为爱新觉罗之省称,在田为戴(水旁加恬)之叶音。)此所料,使帝不早死,未始不可实现,因帝之死,局势遂尔全非。然辛亥革命之终结,仍系以和平方式移转政权,是非全不中也。一为民国成立之前,有南方各省之自治,而广东自治在南方各省中又为最先。此虽与后来事实不符,然辛亥革命,确是发自南方各省,而辛亥春广州之役,实为是武昌首义之先声,又国民革命亦并以广州为基地,自南而北。南方各省,特别广东之为改革策源地,任公固已见及,所料未悉误也。一为宪政党之完成建国大业,此亦与后来事实不符。然立宪党人於民国之成立,并非无功。其请开国会运动,实予清廷以重大打击。辛亥革命,立宪党人多参加民军,躬兴发难。则亦不能谓任公之希望尽成泡影也。一为中俄战争。此由日俄战后,日本取俄国在辽东之地位而代之,中国所患者为日而非俄,故亦未成事实。九一八后之日本,即庚子乱后日俄战前之俄国。若以当前之中日战争,视为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,任公之推测,仍可认为是也。(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,列在二十世纪之五十年代,亦恰相合)。

预言之可验者。一为在中国举行“万国太平会议”,商组“万国协盟”。一为中国语文普及世界。案吾国已跻於四强之列,而最近将来之世变实多。以后在华举行新的联合国会议,商组新的世界和平机构,非不可能。或即在任公预期之一九六二年时现,亦未可知。又据语言学者之研究,中国语确有成为国际语言可能。(国讯三六七期张公辉未来的国际语言)且法国已有将中国语言列入中学课程之计划。(三十四年四月六日大公报)是吾国语文普及世界,亦将成为事实也。

总之,任公之预言小说,即任公之建国方案,自光如炬,令人景仰。实非威尔斯之纯文人姿态出现者,所能企及。吾人於任公之预言,可验而尚未验者,能不加倍努力以求其验乎!?


《云孙随笔》跋

“云孙”取“云门公之孙”意,乃先父喜用之笔名,后复以为号,间用“云深”或“云荪”。如“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”“我所知道的费巩”在《青年生活》这一刊物上发表时,均署名为“云深”。柳浪先生时主该刊笔政,当能忆及。检先父遗物,见其中晓峰先生一山先生来函,称先父为“云荪”或“云孙”,盖友人亦习用之矣。

《云孙随笔》散见于四十年代报刊,历经沧桑之变,老屋所藏已荡然无存,而此一时期特别是抗战时后方之出版物殊难再得,仅能凭记忆所及,并据多种学术文献索引所收先父著作篇目设法查找。幸近年来图书馆放宽对阅览旧存报刊之限制,经多方搜寻,数年间居然觅得四十则。

现查得之《云孙随笔》,首见于《经世季刊》二卷三期 (1941年4月70日在重庆出版),包括“张江陵游衡山年代”等四则。其后见于《国论》 《责善半月刊》 《民宪》者又得三十一则。 1946年7月30日至8月3日,经世日报连续发表“大成教之远源”等五篇《云孙随笔》后,未再有所见。

随笔篇幅不大,然如言之有物,确有见地,其价值实不可低估。先父对古代笔记杂谈,一向重视,收集甚广;近人著作如徐氏兄弟之《凌霄一士随笔》,亦屡被称道。《云孙随笔》盖酝酿已久,确有所闻见并有感始发,然亦需有识者会心,始能跃然于纸上,果首发于《经世》复终篇于《经世》,固有其因矣。《经世》前后曾以多种形式问世,1946年7月13日更在北平发刊日报,而主其事者始终为萧一山先生。萧先生崇尚经世之学,盖因痛感当时民族之衰弱,国危家倾,实与世风披靡浮华相关,意欲以此洗汉唐宋明二千年之遗毒,而先父亦同此感受,并均为欲以书生问政者,共其始终,固亦宜也。他如责善半月刊主笔政者为顾颉刚先生,《民宪》主笔政者为左舜生先生,均深知先父并均为随笔之爱好者;当年,顾先生之“浪口村随笔”,左先生之“万竹楼随笔”与“云孙随笔”在此两刊物上交错发表,亦一文坛佳话也。

陶世龙,1994年9月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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